我们都心系故乡啊！ ---在玉射我们曾檫肩而过

文/吴仲达

郑文辉同学于8月17日在星云版发表“你们在何方？--那些年，我们同住在玉射”一文，引
起班上同学的极大回响，58年前的往事从心中深处唤醒，脑海里闪过一幅幅的画面，恍如就在昨日。那块孕育我们度过童年，学习和成长的土地，那条让我们嬉水忘却时光的母亲河--麻河，我们都心系故乡啊！

我们的童年里，有过日本军人进村，随家人逃入森林避难的模糊记忆。在日本投降，英军未登陆前险些发生排华事件，还有游击队短暂控制小镇的零碎印象；1948年的紧急状态，马共转入森林，乡区华人被集中到围在铁丝网的新村，使到小镇热腾起来的片段历史。

                      复杂的环境

紧急状态之后，英军来了，军队里有白人、黑人、有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人、有尼泊尔人、有沙劳越的伊班人等，还有马来军团，他们是来‘剿共’。英军也训练新村里的年轻人，给他们卡宾枪组织自卫团，晚上在村子里巡逻。然后村子里也有年轻人进入了森林，当了游击队。偶尔在晚上还听到自卫团和游击队在篱笆周围驳火的枪声。

我们就在这个复杂的环境，成年人皆心境惶惶情况下，到培英学校读书。学校在日治时期停课，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学校百废待兴，在侨贤们辛酸血汗的努力下于次年复办。我在复办第一年，也就是6岁时就随哥哥到学校念书，比任何人都早。

小学校长刘时清，一位非常严肃献身教育事业的好校长。学校的礼堂里，正面挂着中国国父孙中山的遗照，遗照两旁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横幅是我们的校训：礼、义、廉、耻四个字。挂在孙中山对面墙壁上的是蒋中正的戎装照片。

刘校长每天都穿着中山装，他是国民党人，所以学生唱的是国民党的中国国歌，每周周会，刘校长会默念‘国父遗嘱’，学生也要跟着背这个遗嘱。。

战后镇上险些发生排华事件，还好我的父亲等两人获悉，夜奔到彭古鲁（马来村长）的家里告知，才阻止一批外来人的阴谋。过后每天都有身穿土黄色军服头戴军帽的人出现，那些在日治时期当汉奸的人都被他们处死。

                                                  实施紧急法令

1948年英国人实施紧急法令对付马共，马共转进森林。玉射的马共领袖李亚明是跟我们同住在一间店屋楼上，他家是开洗衣店，我的父亲的半间店是理发的。我的父亲和李亚明原本好朋友，我们家里还挂着他们两人的合照，因为他进了森林，我的父亲为了避开嫌疑把照片烧了，还搬出来另租屋居住。

次年，英国人在小镇的小河隔岸劈地成立新村，周边的华人乡民全部被逼迁到村子里，村子周围围了两层的铁刺篱笆。村民每天出外割胶，必须经过篱笆门，给军人搜身之后才出去工作，下午六点过后，篱笆门便关闭。

此后大量的军人进驻，与马共有关的嫌疑分子，李亚明的一家人都被遣回中国。森林里的马共面对粮食缺乏，加上英军和英联邦来的杂牌军围攻，马共经常被打死，尸体就摆在警察局门口让村民去观看。

到了50年代初期有些马共份子投诚，这时全村一早戒严，男丁被令到街上草场集合，投诚份子躲在装甲车里，对着小窗口，村民逐个排队面对小窗口，里面的投诚份子如在铁板上敲击几声，他便被军人推向一边，最后被送到集中营无年无日的监禁。这些人是被疑曾接济马共，但有些是冤枉的。

                                                  老师生活清苦

我们的老师都是从外地来，多数带着家眷。当年的老师待遇应该是微薄，生活清苦。对我们最有启发的老师是已故吴湘云，他是五、六年级的老师，教华文课，经常会跟我们讲一些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抗战的历史，让我们幼小的脑袋懂得国仇家恨的故事。

在刘校长因患肺痨病逝世后，由吴老师接任校长。1953年我们这一班16人小学毕业后，大约有12人到8英里之外的利丰港培华中学念初中。其中大约五、六位日后成了小学老师，踏进报界的只有我和郑文辉，也因此我和他数十年来交往不断。其他同学大部分都几乎未曾谋面。在人生那短暂的六年过程就如檫肩而过，但我们的小镇小村青山依旧，绿水长流，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本文于2012年10月10日刊于《星洲日版》星云版副刊）

图1：这旧时的培英学校校舍。
图2：这是现在玉射的培英学校，旧时的校门还保留着。

图3：1953年12月我们这一班小学毕业时的合照，图中前排左起：王惠通老师，罗传文老师，苏永贡老师，吴湘云校长，华民事务官，董事长杨万泉，董事王光明及李木记。

中排左起：刘琪瑞老师，杨丽梅，杨若霜，李大智，谢昭敬，郑文辉，卢昌发，黄炳仙，我，刘文扁老师，陈良书老师。

后排左起：颜玉英，郑文通，刘进发，杨梦琛，郑楚育，谢昭钦，邓以发，谢树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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