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年前，印度尼西亚强人苏哈托在整个群岛发生抗议和骚乱后下台，其中一些抗议和骚乱针对的是该国的华族少数民族。
苏哈托在执政 30 多年后下台，不仅为印尼人带来了新的自由，印尼人大多是穆斯林，也为印尼华族带来了新的自由，他们自殖民时代以来就一直忍受政府支持的歧视，并经常因其所认为的财富而成为暴力的焦点 。
苏哈托将他的政府称为“新秩序”，以强调其重点是与军队密切合作的强大、集权政府。
他还采取了一项政策，试图同化华族少数民族，让他们变得更加“印尼化”，但实际上却把他们变成了二等公民。
与其他族群不同，他们被迫采用印尼风格的名字，并经常被要求出示印尼公民证书（SBKRI），同时禁止汉字等文化展示和庆祝农历新年。‘半岛电视台’为此采访了五位华族后裔，讲述他们的故事。
然而，新加坡管理大学人文学科助理教授夏洛特(Charlotte Setijadi)表示，苏哈托政权在对待华人方面是“机会主义的”，因为政府与一些华裔大亨密切合作，努力提振经济。
偏见仍然存在
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印尼总人口约为2.37亿，华裔约有280万。 2020 年最新的人口普查并未列出该国的种族比例。
即将出版的《不归属的记忆：后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的华人身份》一书的作者告诉半岛电视台：“需要强调的是，针对华人的歧视性做法和排他性叙述并不是从苏哈托时期开始的。”
甚至在1945年印尼独立之前，荷兰殖民统治者就以典型的分而治之的殖民地政策，将华人置于印尼社会的社会金字塔中间——低于欧洲人，高于所谓的“土著”。
2008 年去世的苏哈托辞职后，该国推翻了许多新秩序时代的法律。
农历新年现已成为全国性节日，而儒教（当地称为孔教）已被认定为印尼六大宗教之一。 与此同时，日常生活中不再需要SBKRI。
自 1998 年以来，印尼华人在政坛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其中包括前印尼政府部长冯慧兰（ Mari Elka Pangestu） 和前雅加达省长锺万学（Basuki Tjahaja Purnama）。
夏洛特说：“过去 25 年里，我们看到了许多真正积极的变化，但不可避免的是，社区层面和日常层面的偏见仍然存在。”
随着印度尼西亚为明年的选举做准备，印度尼西亚华人意识到他们可能成为目标。
研究印尼华裔身份政治的夏洛特说：“反华言论仍然非常活跃，而且隐藏在表面之下，只要政治环境最适合，就可以将其用于政治动员的目的。”
例如，钟万学因竞选雅加达省长第二任期时发表的言论而被伊斯兰团体指控亵渎，被判处两年监禁。
半岛电视台采访了五位在苏哈托领导下或自 1998 年以来长大的印尼华人，询问他们在这个多民族和多文化国家的经历。
艾薇. 玛丽亚妮，46 岁
艾薇. 玛丽亚妮（Evi Mariani）坐在椅子上的照片。 她穿着蓝色连衣裙，双手抱在膝盖上。 她看起来神情愉快。在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奶酪厂。
艾薇一直是 Project Multatuli 的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该项目是一家报道印度尼西亚边缘化人群的独立媒体机构。
她在西爪哇省首府万隆出生和长大，现在住在雅加达附近的南坦格朗，拥有 20 多年的记者经验。
艾薇. 玛丽亚妮（Evi Mariani）
艾薇的父母于 1970 年结婚，但同年离婚，因为她父亲的印尼公民身份文件未在印尼民事登记处登记，因此他不被视为印尼人。 根据当时的公民法，这意味着他的孩子也不会被视为印度尼西亚人。
离婚意味着，虽然他们的孩子将是“非婚生”，但他们将能够获得印度尼西亚公民身份，因为他们的母亲是印度尼西亚人，而且她的文件被认为是真实的。
艾薇 的父母仍然在一起并于 1999 年再婚，而她的父亲则于当年办理了所有手续，正式成为印度尼西亚公民。
艾薇告诉半岛电视台。“对于华人来说，被称为印度尼西亚人是非常困难的，”
“对于我的父母来说，为了让他们的孩子被称为印度尼西亚人，他们必须先假装离婚，”她补充道： “我们必须在法律上没有父亲才能成为印度尼西亚人。 这就是我们成长的环境：来自国家的最真实、最明显的歧视。”
1994 年，还是一名学生时，她回忆起日惹的一名大学官员出于“行政目的”要求她提供 SBKRI，结果却意识到他希望她给他一些钱——这是她的非华族同龄人没有经历过的。
虽然过去25年来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她也希望华族社会不要忘记歧视的痛苦，并坚决反对。
她说：“作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我们必须与遭受阶级歧视和其他种族歧视的人们站在一起。”
安吉丽克 32 岁
安吉丽克 （Angelique Maria Cuaca）
安吉丽克 通过她于 2019 年创立的 Pelita Padang 跨宗教青年组织，定期在家乡苏门答腊岛巴东倡导宗教多样性和宗教间对话。
根据印度尼西亚SETARA民主与和平研究所4月份推出的2022年宽容城市指数，巴东在印度尼西亚94个接受调查的城市中排名第三低。
该研究所在一份关于分数的声明中表示：“那些在愿景和使命上优先考虑某些宗教身份的领导层的城市往往会发布（似乎表明）偏袒代表自己的宗教身份的政策。”
安吉丽克出生在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家庭，祖母是米南族穆斯林，祖父是华族天主教徒，安吉丽克从小就与家人一起参加各种文化和宗教庆祝活动。 然而，当她参与活动时，她的父母担心她的安全。
1998 年 5 月骚乱爆发时，安吉丽卡七岁。 她说，与雅加达和棉兰等大城市相比，她家乡的情况还算温和，但她记得看到她的父母给爪哇的亲戚打电话询问情况。
“当时，巴东也能感受到爪哇岛的紧张气氛。”
安吉丽克还表示，印尼华族父母会因为他们在新秩序时代所看到的情况而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大学选择社会政治专业或参与社会活动。
“十年来，他们试图让我相信我所做的是一个大错误，”她告诉半岛电视台，并补充说她的父母后来态度软化了。
安吉丽克表示，尽管她与巴东 Pelita 的工作主要关注宗教多样性，但该组织还在其他问题上与其他组织合作。
她说：“多元化问题永远不能只是多元化问题。 如果我们单独做这件事，会很累，而且往往会陷入身份间的斗争问题。”
在 COVID-19 期间，Pelita Padang 与巴东最古老的华人协会之一合作举办了大规模疫苗接种活动。 她还与其他组织和社区一起支持二月份在巴东举行的元宵节（ Chap Goh Mei ）。 该节日包括著名的西帕桑游行，身着传统服装的孩子们坐在成年人抬着的蜈蚣形状的车辆上。
安吉丽克说：“我们确实需要建立更多的公民权力和跨文化聚会机会，因为（印尼华人经历的）创伤只能通过社区支持和存在来治愈。”
德德·乌托莫，69 岁
德德（Dédé Oetomo） 坐在书桌前，身后放着一个书柜。 他微笑着，用一只手支撑着头。 前面的桌子上有一只三色猫在行走。
德德是 GAYA NUSANTARA 基金会的创始人和受托人，该基金会自 1987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印度尼西亚性别和性少数群体的平等和福利活动。在此之前，他活跃于
德德来自东爪哇省的岩望 (Pasuruan)，他的父亲早在 1964 年就为他取了一个印度尼西亚名字，并将他的家庭描述为“西方化”的家庭。 他的父母能说流利的荷兰语，不会说中文。 除了印度尼西亚语外，德德 还精通爪哇语。 他不会说任何中文，因为他的家人不再说任何一种中文，这意味着他在成长过程中没有接触过任何一种华族语言。
这位公开同性恋身份已有约 40 年历史的讲师兼学者表示，大多数印尼华族现在“或多或少”获得了自由，但其他形式的歧视仍然存在。
“作为酷儿，不行。 你生活在这种仇恨之中，”他告诉半岛电视台。 “我个人实力足够强，所以我无视它。”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的《2023 年世界报告》，“印度尼西亚还越来越多地利用其他法律来针对和起诉 LGBT 人群，包括 2008 年的反色情法”。
德德住在印度尼西亚第二大城市泗水，他认为行动主义超越了差异。
“如果我们已经成为运动的一部分，种族就不再重要，”他说。 “多样性不应该受到歧视，也不应该受到限制。”
奥里莉亚·维扎尔，21 岁
奥里莉亚(Aurelia Vizal) 是一名在台湾台北附近的桃园市学习国际事务的本科生。 她在雅加达出生和长大，家人来自婆罗洲岛的西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岛的占碑。
她俗名 Orei，经常在她的 Twitter 帐户@senjatanuklir 上发布有关印尼华人文化和历史的帖子，该帐户拥有超过 242,000 名粉丝。
她说，她对中国历史的兴趣是最近才出现的——她不喜欢在小学和高中时期参加华族传统仪式和庆祝活动。
奥里莉亚(Aurelia Vizal)
她说：“我发现这些仪式非常麻烦和累人。 更重要的是，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这种情况在 2020 年初发生了变化，当时她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种族身份和传统的仇恨可能是由于缺乏知识造成的。
她说：“以前有很多东西我不喜欢，但研究之后开始喜欢并想了解更多。 为什么我不把这种心态应用到‘中国性’上呢？”
这种认识促使她更多地了解印尼华人文化。 作为 Z 世代的一部分，她相信她这一代人已经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身份。
她告诉半岛电视台：“过去人们出于义务而参与。 现在我们有意识地参与其中，并自豪地把它作为我们的一部分。”
依斯干达·沙林，49 岁
依斯干达（Iskandar Salim ）出生于苏门答腊岛棉兰现居住在雅加达，担任漫画艺术家和插画家。
伊斯干达通过拥有超过 136,000 名粉丝的 Instagram 帐户@komikfaktap，经常就印尼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从执法到仇恨言论）创作幽默讽刺的漫画。
起初，漫画只是他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个渠道，但后来其中一些漫画迅速走红。
依斯干达（Iskandar Salim ）
他说：“家人和朋友对此表示担忧，但他们从未试图阻止我（创作漫画）。 他们只是提醒我要小心。”
依斯干达承认，鉴于某些问题的敏感性，他有时必须更加微妙地提出批评。
“我有意识地尝试绕过这个想法，这样我仍然可以批评而不会遇到麻烦。”
作为一个新秩序时代的孩子，依斯干达目睹了该政权如何禁止公开的华族文化展示并限制言论自由。 他记得母亲在机场过海关时不得不藏起一本从国外买的书，因为它是用中文写的，而农历新年只能在放学后在家安静地庆祝。
他告诉半岛电视台：“老师会特意在农历新年举行考试，让学生别无选择，只能上学。 如果没有测试，我们就会逃学去探亲。”
依斯干达说，即使在苏哈托下台后，他也曾因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而挣扎。
他觉得自己不够印尼，但也不是完全的华人。 现在，他对自己已经成为的人更加满意，并自豪地定义自己。
“我可以简单地说，‘我是印尼人，更具体地说，是印尼华族’，”这位艺术家说。 “最终，我们的身份由我们自己决定和定义。” （资料来源：半岛电视台/本文一在2023年7月份刊于印尼《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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